新聞．話事．伍晃榮 -Take two.

但伍晃榮沒有淪為受人歧視的老頭，相反的，他成為許多觀眾的圖騰，也成為同行的仿傚對象。

因為他找到真正的價值。

當然，真正的價值是什麼，人人都不同，也不止於伍晃榮那一種。但他找到自己的價值，有別於前說香港人的那一種。

他讓重覆又重覆，每日如是的新聞的新聞變得有趣，變得吸引。他給原本只是資訊的新聞，找到另一個角度，另一個切入點。

即使那只是體育新聞。

體育新聞也可以很悶蛋的。畢竟曼聯每星期都至少有一場賽事，都是同一班球員。費達拿又總是會遇上拿度，一年中次數多得不得了。

他過身後，在各大傳媒及網上討論，除了「永遠懷念你」，「我會記住“波係圓慨”」之類，有一種經常出現的說法：「我對體育並不熱衷，但都愛看伍晃榮的報導。」

這裡，伍晃榮展示了他的自我價值，社會對他的身份認同。這種“價值”和“認同”並不為他帶來金錢財富和社會地位（仲然這些都是一般香港人賴以量度一個人的方法），卻為他帶來在社會大眾心中一種不能磨滅的地位，如此一致的評價。

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人，這一代有看過他報導的人身上如是。

沒看過他報導的，也許就不會對他建立的個人風格有什麼感受，也就不會把伍晃榮當一回事。 

所以，伍晃榮的離去，也同時結束了一個時代，是以「社會上普遍而一致地認同伍晃榮報導手法」來區分的時代，或者是「一份工作可以做二十三年卻仍然驕傲」的時代。

伍晃榮除了報導手法特別，還有他的工作模式也特別。

現時能夠稱得上為國際級的傳播機構，主要都是美國媒體。而主播主導的文化，亦是由這些美國媒體先行。

主播主導不是說有些人很受大眾歡迎，讓他、她們出鏡便易於吸引觀眾收看那回事。在這些傳媒的辦公室裡，所有有關節目制作的流程，都以主播為中心。

記者採訪哪些新聞，節目中如何取捨，怎樣排序，用多少編幅，採什麼角度，用什麼立場，一些題目的採訪甚至是自己親自做，然後在節目上以自己的風格報導出來。

換言之主播不只是記者，還是編輯，制作統籌，幕前出鏡，以及負責人。

這種方式的文化管理，主要是針對編輯自主的體現，因為在整個親聞制作流程架構上，已經排除了公司管理層，尤其是商業運作與企業管治的部份。

而且，即使在人員的層面，存在有公司干預的政治勢力，但因為最終出鏡，報導出新聞內容的人是主播自己，而且是直播的，他、她說出什麼來始終不為公司所控制，何況主播還可以做自己的新聞。

在這樣的機制下，大眾可以知道他們正在接收的訊息、言論、觀點、立場和價值觀是真正來自他們所見的這個人，而不是什麼幕後黑手，對他們進行有目的意識灌輸。

於是，公信力在這種狀態下漸漸建立。主播本身的價值觀，立場取捨，播導風格，甚至個人魅力變得突出，成為大眾對他、她評價，以及信任度的指標。 

具信任度，有公眾誠信的主播，變成社會大眾所認同的圖騰。

這種來自社會基層的認同，不只給予主播自由度，去抗衡來自其主屬公司的干預。就連社會上那些上層架構的人士，包括政府人員，都免不了接受他們的訪問和查詢，變相受他們監察。

而同時間主播也得承擔責任。觀眾們不會讓他們支持的主播在不知究理之下消失，但若果是新聞內容出問題，主播自己說錯話之類，他、她便得負責，嚴重的甚至得自動辭職。

這樣由傳媒公司下放權力和責任，建立公眾認受度，達致上層、下層與傳媒本身三方制衡，便是主播主導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