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目的

——写在新年之际

“全部的，就是唯一的。”

“众有之下，各归其所。”

我的全部思索的出发点，就是努力发现那种完全可能首先归于一种极朴素的生活中的实质，那种理想正因为其简要，就必然能够在它内在的寄寓里达到它的直接性与纯粹性。因为在任何一种极简单的历程中，都可能有着最复杂与最深层的展示，只要想象能够深入到内在的程度中去、并足以承担它自身的重量^[1]。

世界并不只是在生存与死亡这类宏大叙事的转换中才获得那种终极的辩证与不可和解的，而是必然可以由一切作为个体的人格（个性）来加以重新理解与超越，因为一切本质的存有假如预留了其可供人生存的空间，那么它就自然可以带来审视和创造中的方式。在那里，人性既未改变，亦必在个性中达到每一种色彩^[2]。

个体必须在所有那些为他所特有的时间历程中深掘此刻的深度，因为任何一种真正的深度必定意味着它重塑了自身，不仅把生与死看作自然的因素而存置起来，而且让存在的世间与潜隐的力量自由地显露自身。这就是人格主义原本地通向世界主义的道路，这种逆返的属性正标志着人作为他自己的因素而反复地重新树立（成长）。

人就是在任何这种主动的困境中迎接自我之生存的辩证的，而生活中所有那些体现其理想的事件与情状，此刻就只是愿意把可能性的空间^[3]赋予他人、而并不去做那种愈繁多便愈易误解的替代。因此人格除了需在生活之中历炼，亦正是在自我之内成长的^[4]。而真正的成长必定愈加自为起来，它封闭了一种现状的暂时与局部（节制），而向无限可能的道路敞开自身。

思想一开始必然就预示着它要至少部分地走一条裂分的（分辨的）道路，它对世界的观照是严格的，却同时带来它与世界之间的距离，而一个外在的生命怎么能够获得自身（自由的本义即生存在自身之中）呢？但是整体与融合却意味着个体以全部的身心进入世界，投入到与世界共创^[5]的无限进程中去。

在作为那种原本生存的生活之中，只要它具有沉浸地生活的意愿，那里就永远不会缺少一种简单的、然而却绝不失其真正可能的本质。譬如，劳动者在参与的对象化之中构造它的象征的理想，假如劳动并不只限于仅此一次的话。当所有作为存续与期待的因素都向着一点而突破的时候，人就在他的本质之中拥向他的目的，拥抱他的幸福生活。

谁曾阻碍个人通向那真正的幸福之所呢？恐怕这种怀疑不是对于个性自身，却反而是由于那些对自我的根基未能信任的人，由于那些不能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融入自己的全体生活中的去的人对自己（从而对他人）从整体上的怀疑。当人在此在的存在之中、甚至在所有那些美丽的沉默^[6]之中发现自身的时候，真正的世界就既归向它的目的，也同样返回它的原初^[7]。

附注：

[1]  理想就它的起源而言，必定意味着它向着的新的境遇的突破（超越），以至于它无限地拥向它自身，——就这种理想的（内在的、自由的）结构性而言，绝不可能构成这种疑虑，即：假若现存的苦难减弱了，那不是将会伴随人性中的理想与高度减弱吗？同样对于那种存在于思想中的建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反向情形，我只是建议他们全面超越。

[2]  我虽然终究难以确知诗意作为具象的特点与方式（相反，对于精神领域的探究，虽然它必定应以直觉或经验为基础，但我一直努力考虑一种此在方法的问题），但同时却很容易相信那些存在于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之中的自我理解的可能，那种作为原子化的、然而却是个人性的所在，正是借以建立整个世界的“每一种”精神基础。

[3]  至少在海德格尔看来，空间就是存在借以突破自身的方式。物质意味着界限，却仍旧潜隐着“空间”这种预留的可能性。因此边界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一旦你走到那里的时候，就可能以之为基础，在新的视域之内建立一种新的生存。重要的是，所有这类精神之现象的本质，并不由一切“社会性”的现状来先在地赋予，并不在一切思想之中构建完全的前提。

[4]  真正的自由必定寓于其自我之中，这就是理想的无限超越与现实的无限“自在”（这种自在之中仍旧潜藏着一种原本）之间的处于某种隔膜状态的道路，人性的整个空间也许就完全在那里反复地造成（这种反复的不可尽述，也许可以由“宇宙即使在人作为一个物种消失之后仍能无限和谐地运行”这种想象来尽可能地完全加以考虑）。

[5]  人的生存一开始是理想的，却又“无往而不在”现实（现状）所表明的有限性之中，人的有限性譬如他首先从生死的概念中获得的有关对短暂（此世，一生）的理解，但是人却始终有一种真正为人的属性（并绝非必然以劳动、智力之类的唯物主义观念为标志），即：将个体的整个生存都奉献到那种无限的内在真诚（震颤、感动或象征）中去。

[6]  沉默的必然性就在于它重新具备了达到它自身的能力，这种达到虽然必定预先应以过程（成长，亦比如语言的工具之于真正的理解之途）作为它的前提，但是现在，正是沉默使一切的历程重新获得了它们自身的意义，——所有那些自我赋予的存在性与理想性。但我认为那种突破并不标志着一个具体的终点被达到，而是首先意味着一种廓大的界限（一种真观的整体性的经验）被领悟、被通透、以及被超越。

[7]  很可能某种最终的辩证就存在于这种事实性的体悟之中，但仅仅这样说却对于理解而言不能具备更多的益处。而我所理解的“精神”就意味着在此在之中通向整体（亦即由人格主义通向世界主义），人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地建立他的内在精神、他的自在与自由，他在本质上的无限的缺憾与无限的新生（这也可能包括譬如孕育在行动中的存在的力量）。因此，人的最终的困难就在于，他难以拥向无限、靠近可能而生存（生存就意味着面向其自身的风险、并承受自身）。在所有这类实质的情况下，正如我并不准备将一种朴素而原本的生活与一种终极却自是的生活分开那样，我也并没有在一种比如从思想的历程中（这涉及东西方文化对比，所谓思想性-对象性以及宗教性-外在性与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风格之间的差异）发现人格的特殊性。精神之可能性就在于：无限地通向个性，并同时反而无限地导致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