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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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世纪80年代的那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一样，甘阳的名字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在初秋的炎热之中，记者找到了这位当年青年人心中的偶像。
　　
　　　　甘阳，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荣誉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西方思想史研究，近年致力推动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曾于2005年主持召开“中国文化论坛首届年会：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论文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
　　
　　　　读书报：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中国的大学教育，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您最近谈到中国大学教育，有很多思想，也从操作层面提出了许多很高明的对策，但我总以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整个教育，不完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教育要如何改革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如何改革的问题。您觉得是这样吗？
　　
　　　　甘阳：现实当然很容易让人灰心，但不能太灰心。而应该有信心。中国的事情还是要一点点来。中国现在毕竟处在一个历史上很难得的大发展时期，对这一点，还是应该有正面的认识。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整个90年代一直在美国和中国香港——我觉得，从外面看中国，和从里面看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在里面，你会觉得问题很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从外面看，中国这些年不得了，进步非常大。我觉得这两个看法都有片面性，应该综合一下。其实中国的进步是不能否认的。当然这种快速的进步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贫困地区的学生上学难，社会不公，腐败，等等，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大家都提出这些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就意味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要有信心。
　　
　　　　读书报：80年代，您与同道组织编辑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这些80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人，可以说是读着这些书长大的。20年后，您本人再回头看，怎么评价这些书、这些事呢？或者换个角度，您怎么看“八十年代”？
　　
　　　　甘阳：评价“八十年代”，当然需要和这之前的历史相比较。我认为，80年代从总体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思考问题的方法，还有很多术语、概念，都是在80年代产生的。在80年代初，很多东西还是有禁忌的，这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翻译一本书都要写公式化的“译者前言”，要用一套教条主义的党八股理论对所翻译的书进行一番批判，不伦不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老搔不到痒处”——“隔靴搔痒”嘛，这个东西很难受。现在你再看70年代的东西，甚至80年代初的东西，你会发现语言看不下去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个80年代逐渐改变了这套八股语言。80年代中期以后，有两个新的“语言”进来，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第二，对西方的研究，也逐渐摆脱了从前的教条，可以从事比较名符其实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影响是很难估量的。所以，80年代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读书报：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和80年代的青年又有很大不同，似乎没有对社会国家的关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甘阳：目前比较突出的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安全感。尤其最近两年，年轻人刚毕业，找个工作很难；即使找到工作，住房又是个大问题，如果租房，房租很贵，如果买房，就被套住。生活上的这种压力很大，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大学生不如以前值钱。这样当然会反过来影响到大学生在校时的心态，在校学生不安心读书的问题变得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