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宇碩言論不利民主發展

梁家傑一發表他的政制政綱，便立即隨到社會各界抨擊﹐連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也認為梁家傑的建議「騎呢」。面對各方抨擊﹐公民黨執委鄭宇碩隨即在報章上發表回應﹐並籍機抨擊部份親建制人士「舉紅旗反紅旗」﹐又質疑港區人大代表和港區政協沒資格代表香港市民發言。

諷刺的是﹐如果港區人大代表和港區政協沒資格代表香港市民發言﹐那個多年來只在校內從事研究而又從沒參與過任何選舉﹐連自己的公民黨執委也不是以黨內民主程序產生的鄭宇碩﹐又有甚麼資格代表香港市民發言呢﹖用回民主派的慣常邏輯﹐這位在公立大學內高薪厚職﹑過著中產生活的學者﹐又未經過民主選舉洗禮的鄭宇碩﹐他的民意基礎又從何以來﹖如果為梁家傑這份政制政綱都是鄭宇碩提出的﹐他又憑甚麼證明建議能獲市民接受﹖還是像梁家傑的其他政綱內容一樣﹐只是一廂情願的紙上談兵﹖

諷刺的是﹐如果港區人大代表和港區政協沒資格代表香港市民發言﹐那個多年來只在校內從事研究而又從沒參與過任何選舉﹐連自己的公民黨執委也不是以黨內民主程序產生的鄭宇碩﹐又有甚麼資格代表香港市民發言呢﹖用回民主派的慣常邏輯﹐這位在公立大學內高薪厚職﹑過著中產生活的學者﹐又未經過民主選舉洗禮的鄭宇碩﹐他的民意基礎又從何以來﹖如果為梁家傑這份政制政綱都是鄭宇碩提出的﹐他又憑甚麼證明建議能獲市民接受﹖還是像梁家傑的其他政綱內容一樣﹐只是一廂情願的紙上談兵﹖

香港的政制發展關乎到香港的政治利益分配﹐亦影響到政府的管治質素﹐更直接關係到香港社會的資源分配和再分配﹐我們必須實事求是。梁家傑政制政綱的建議﹐需要大幅度修改《基本法》。可是﹐《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文件﹐如無必要﹐實在不應作出重大修改﹐因為在憲政學上，修改憲法過度會影響憲法的權威性﹐所以《基本法》第159條設定了非常繁複的修改程序。鄭宇碩作為政治學教授﹐又豈會不明此理﹖

事實上﹐《基本法》對於香港的政治體制和政制發展早有規定﹐我們只需要根據《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以循序漸進原則依從實際情況去改革政制﹐最終便能邁向普選﹐根本並無大幅改動現行政制的必要。其次﹐不少人都認為回歸後香港的政制設定﹐是行政主導下仍受立法機關監察和制衡﹐較接近美式總統制的三權分立。此外﹐現時特首也可挑選現行有能力的立法局議員成為問責官員﹐只是接受任命之人需根據《基本法》第79條放棄其立法局議席﹐以維持行政與立法之間互相監察和制衡的力量。

可是﹐梁家傑卻提出修改《基本法》第79條﹐議員被挑選為問責官員可保留其立法會議席﹐這便猶如將政制改為英式「議會至上」的內閣制度。鄭宇碩認為改行內閣制能「理順行政立法關係」﹐但這也會使立法會失去原有的監察和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梁家傑提出內閣制﹐為何不抄襲葉太建議﹐將整個英國內閣制照搬﹐索性提出取消行政長官選舉﹐讓最大多數黨黨魁成為特首﹖既然梁家傑希望香港改行內閣制﹐今次參選時說要爭取特首普選﹐又要求取消普選後特首選舉的提名委員會制度﹐意義何在﹖既然現行政制在普選後已能體現民主﹐無故將現時設定推倒重來﹐還要經歷繁複修改程序來修改《基本法》﹐這根本是多此一舉。

至於取消特首選選舉中提名委員會的建議﹐也是沒有必要。其實社會各界﹐乃至民主派本身都對普選後的特首選舉安排未有共識﹐之前泛民主派就普選問題召開會議﹐便有人認為提名委員會沒有廢除的必要﹐並建議提名委員會只需由全數立法會議員或民選區議員組成﹐便能確保提名委員會反映民意。換言之﹐只要提名委員會的產生方法具備廣泛代表性﹐再將現行的特首選舉改為直接﹑間接或選舉人制﹐便能使香港達至普選。既然泛民主派希望2012年能夠普選特首﹐為何梁家傑還要提議取消提名委員會﹐為民主進程增設關卡﹖

梁家傑政綱中最具爭議的部份﹐乃是要求取消中央任命主要官員的安排，改由特首直接委任﹐因而被人批評是挑戰中央行為。鄭宇碩撰文辯護﹐卻在文中再次反映出挑戰中央心態﹐他認為「行政長官既然由普選產生，中央的委任自然不會再是實質的」﹐公民黨主席關信基以前也曾提出此觀點。換言之﹐挑戰中央擁有特首的實質任命權﹐是公民黨的一貫立場﹐今次要求取消中央任命主要官員的安排﹐只不過是要求中央放棄特首的實質任命權之延續。眾所周知﹐中央的實質任命權是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的體現﹐當中實質任命權還包含著不任命權和罷免權﹐這也可算是普選安排的另一種保險。因為大家都知道普選未必保證能夠選出賢能的﹐如普選產生的特首在任期間圖謀不軌﹐做出任何濁職甚至分裂國家行為﹐實質任命權便可讓中央行使罷免的權力。所以說,中央對特首的實質任命權﹐乃是中港的互信基礎﹐而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建基在中港之間的互信。其實從公民黨提出要成為「執政黨」﹐到多次挑戰中央的實質任命權﹐這些均是破壞中港的互信基礎﹐不利香港民主發展的言論﹐現在鄭宇碩還要反過來說對方「扣帽子」﹐試問這是知識分子應有的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