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鐵塔下另一感人故事

昨晚終於看了日本導演山崎貴2005年拍的一部電影《ALWAYS:三丁目の夕日》，滿滿的人情味，很是動人。電影故事的舞台設定在昭和33年(1958年)東京都內的一處尋常巷里。1958年的日本，自二戰結束後已走過了13年的光景，東京鐵塔亦是於這年建成，成為當時世界最高的建築物，象徵著日本走出戰敗陰影，浴火重生的開始，所以片中畫面背景每每出現正在施工中的東京鐵塔，而鐵塔底下就是一眾蒼生的生活舞台。

去年曾有一部由松岡錠司拍攝的《東京鐵塔》，也是一部很不錯的電影，寫母子之情，說得準確一些是立足於現今的21世紀轉過頭去回望、甚或緬懷那日漸失落的「東京鐵塔年代」下的種種人情世故。而這部比《東京鐵塔》拍攝得還要早的《ALWAYS:三丁目の夕日》將視點設置在昭和33年的時空，更是那種緬懷往昔人際情誼的濫觴，我覺得比《東京鐵塔》拍來更得我心。片中所展現的1958年日本社會，一般百姓生活仍是處於步向小康社會前夕的勉勉強強狀況底下，城鄉的差距仍然很大。當然，比起大島渚電影《愛與希望之街》裏所描寫戰後日本社會百廢待興，窮人在社會底層掙扎求存，階級鴻溝無法跨越那種慘酷的狀況相比，此片誠然是欠缺這方面的批判力。可是，無論在視點、選材和拍攝的歷史時空方面都不盡相同，亦不可如此作比較。總括言之，電影所說的就是那個邁向經濟起飛前夜發生在東京都內一個小社區的眾生相，反而好有我們香港那種「獅子山下」的感覺。

電影一再訴說的，都是那看來有點老套的主題，就是人間有情。片中主要由兩組人物的互動構成，一組是社區內一間小修車店店東鈴木先生和家人，加上一個由青森鄉下出來陰錯陽差地應徵到來打工的中學畢業女生六子。另一組是鈴木對街守著一家小士多的窮作家茶川龍之介(與日本文學名家芥川龍之介差一個字)，和陰錯陽差地被委託受他照顧的小孩淳之介，以及受人託上託而將該小孩轉介過去的小酒館老闆娘石崎小姐。看到這組人物結構，大家都可以想像箇中的情節都是那幾條人物主線的互相牽引，然後交織出故事的不同面相。

雖然片中的人物刻畫有時帶點卡通化，情節亦有搞笑誇張之處，畢竟這部電影都是根據西岸良平同名長篇漫畫改編(據說連載了30年！)，但看著那不同的人物在故事慢慢推移下所洐生出的關係變化，導演仍是拍得徐疾有致。比較深刻的場面有聖誕前夕茶川為淳之介籌措一幕聖誕老人送禮物場面，以及其後向石崎小姐表白求婚，從懷中掏出一個介指盒，誰料打開之後原來只得空盒一個，茶川接著表示現階段只有能力買到個盒，承諾日後有能力時再買介指。誰料石崎小組卻叫他為其戴上，然後茶川就從盒中小心翼翼地取出那無形的「介指」，慢慢的套到石崎小姐的手指上去。這一幕除了那suspense and surprise的效果處理得很好之外，其實亦拍得相當動人。此外，茶川「偷穚」將淳之介的幻想故事當為自己作品般投稿到少年週刊，在刊出後被淳之介發現，見對方拿著本週刊眼泛淚光走到自已跟前，以為淳之介一定會與自己算賬，於是想先給他一百日圓了事，怎料對方一動不動，心虛之下答允拿到薪水後再對分，結果對方仍是不為所動。原來淳之介並不是來找他算賬，原來他是感謝茶川將他的塗鴉之作真的變成了一部作品，夢想成真，大為感動，卻反照出茶川的小人之心和汲汲於計算。前後這兩個片段讓我看到的是，那種超越物質背後的人際情誼──正如戴在石崎小姐手上的「隱形介指」、小孩淳之介眼裏看到的不是酬勞或回報，而是一個夢想的實現一樣。這正正是我們進入了另一個千禧年的現今世代，變得愈來愈來稀薄的東西。還有鈴木先生和六子那種既是老闆與伙計的關係，同樣亦被視為家庭中一份子的情誼，著實亦有著我們上一代社會中主僕關係的影子。難怪這部《ALWAYS:三丁目の夕日》和《東京鐵塔》都不約而同地在差不多同一個歷史時刻去回望和珍視那在現今這種只講成本效益、衡工量值社會中逐漸湮沒的人性價值。

2008年比起1958年又走前了半個世紀，人們的物質生活更形豐盛，但為甚麼我們的眼光卻不期然地要往50年前去回望？是否代表在GNP數字不斷上番，每個人的消費生活不斷在擴展的同時，我們其實也失掉了好一些東西呢？那究竟進步的意義何在呢？已故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作品《雲上的日子》內有如下一個片段，咖啡館內一女子走到一男子面前，說在雜誌上看到一個精彩故事想與人分享。那女子要說的故事是：「有人在墨西哥請了批工人替他拿行李上山，走到某處，工人全都停下來不再前行。老闆大怒，無奈也無法叫工人繼續上路，亦不明所以。擾攘數小時後，工人始復再前行，後來領班才向老闆解釋，因為剛才大家走得太快，把靈魂也丟掉了。」有點發人深省的一個幽默小片段。我們同樣是否都走得太快以至把靈魂都丟失了在後頭？所以大家禁不住要停下來回望一下。

其實，有時停下來可能也是必須的，如果我們仍在乎自己的靈魂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