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四金無由的憂

八十年代有幾位世界級的作家，稱為世界級，不僅作品極受大眾歡迎，同時亦具有甚高的文學價值，就是所謂“雅俗共賞”。曾經談過的馬奎斯是其中一位，若論普及程度，米蘭昆德拉便無出其右，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被改編成電影《布拉格之戀》，昆德拉擅於探索人內在意識、情感，慾念軌跡等等。另一位作家，與昆德拉同期，“星味”卻差天共地，這並非才華不及，只是他性格內歛，多年來深居簡出，不好應酬，也不接受任何訪問，愛戴他的讀者似乎也只能視他為一個名字，彷彿他只活在一頁頁的文字裏，他就是德國作家徐四金(Patrick Suskind)。

“徐四金”這個譯名也頗令人一見難忘，一般外國作家的譯名也很西化，這譯名卻很中式，甚至有點過火，像客家或蛋家人的名稱，土味十足，但這卻不減他的文字魅力，八十年代中《香水》一書甫出版，轟動全球，陣陣幽香弄成殺機處處，冶艷背後是小人物的坎坷命運，教人又愛又恨，矛盾不容易製造，進至更能牽動心弦的便實屬罕有，《香水》一鳴驚人，名譽、財富如飛絮般飄來，當事人卻無動於衷，仍獨守孤居，隔絕可以摧毀心靈的名利，徐四金的定力、修養非比尋常。

四金的作品總有一股化不開的憂，是“憂”，沒有“愁”，愁是外露的，憂是內在的，這“憂”可以是沒有原因，就好像存在主義齊克果所言，人給上帝拋擲到世上後，“憂”便隨之而來，看看《夏先生的故事》，旁觀人看見的夏先生永遠是一身整潔裝束，永遠步伐規律，也永遠無由因地憂，夏先生的悲劇沒有前因，也沒有後果，而這份生存的憂就正是人類每天面對，卻又無法排遣的憂，四金的小說也不住在這份“憂”四圍來回踱步，《低音大提琴》、《棋戲》的格局盡管不同，調子卻異常沉鬱，與《香水》、《夏先生的故事》貌“離”神“合”。

大部分德國作家也很理智，對他們來說，文學是嚴肅，也是反省的工具，諾貝爾得奬者葛拉斯近日承諾自己曾在納粹時期從軍，其實只要看過《錫皮鼓》，心底也會明白葛拉斯是利用文字來懺悔。比之於葛拉斯的歷史包袱，徐四金似乎更關注人在世上這命題，如何生存，如何自持，如何回應生命，統統在其作品中找到蛛絲馬跡；然而生命又是否有跡可尋，也有沒有出路，恐怕徐四金在《夏先生的故事》裏已道出答案，夏先生走上絕路，正正是人類對存在的一種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