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誌分類：祖國的傷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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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誌日期：2008-09-05 17:44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開始於196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重大政治運動，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常被稱為「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
毛澤東提出「四個存在」的理論，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被宣布「勝利結束」（1978年憲法《序言》：「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但是部分史學家認為1969年時文革就已真正的終結，真正動亂的時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認為文革在1974年周恩來、鄧小平重新執政後結束。不過，在中國官方和民間，一般都認定文革是從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止，歷時十年零五個月。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負有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飢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右翼分析意見認為有很多人死於飢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1]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2]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 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 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 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 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終獲得了勝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被廢除。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搞個人崇拜。此時林彪、江青等人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毛澤東指這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毛澤東這張大字報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之後經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另一方面，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第一個學生紅衛兵組織。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來源請求]。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彙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4日，劉少奇和鄧小平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 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又 開會演說辯論，更有衝擊寺院、廟宇、教堂，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跡，焚燒書籍、字畫，後來又開始抄家、攻擊老權威、知識分子。一批守舊的老學者、知識份子 被毆打、虐待，並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和尚、修女、教士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抄家，把傢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開牆壁，到處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搶奪一空，跡同強盜[來源請求]。
幾乎所有反對文革的學者都受到殘酷對待。原《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殺。鬥爭中甚至有人陳屍街頭。原先國家的幾位重要領導人也被批鬥，劉少奇、鄧小平被撤職下放（劉少奇最終在監禁中死去）。彭德懷、賀龍等則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還包括了桌球運動員容國團、電影演員上官雲珠、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贊（在軟禁的家中自殺）、國歌的作詞者田漢、作家趙樹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計其數（不確切的統計是40萬，四人幫被捕後也有相當多的人自殺[來源請求]）。
針對出現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據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傳達，指示內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8月22日， 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 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至於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佔到人 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5]
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隨後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受批鬥。
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劃了「一月風暴」，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王洪文等人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在北京，劉少奇、鄧小平再度被「聲討」，而陳伯達、康生則開始對準第四號人物陶鑄，一場全國的奪權行動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全國多個省區市領導人被揪出來，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
2月，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人對當前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江青指責其為「二月逆流」，此後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已經升級，其中尤其以陝西、廣西、四川等地的情況最為嚴重[來源請求]。這種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1968年春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毛澤東已經被神化。
會議首先由林彪作政治報告。他的報告中不斷引用毛澤東語錄，再度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還讚揚了軍隊的作用。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新的 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澤東與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陳伯 達、周恩來、康生為中常委委員，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政治局（參閱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則僅僅勉強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林彪陣營、四人幫、以及與以上兩者沒有關係的要員成三足鼎立的形勢。林彪陣營儘管取得優勢，但林彪卻只是一個虛銜式的第一副主席，並沒有政治實權。
然而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取消特權的運動過多損害上層的利益。林希望能夠設立國家主席的職位。因為毛澤東已經多次明確宣布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 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一副主席擔任，一來使他能得到政治實權，二來使他能夠在受憲法保障的情況下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又一次在廬山召開。25日，陳伯達首先發言，稱讚毛澤東的偉大、英明（即後來被批判的「天才論」），陳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林彪陣營在各小組會議中串連，甚至策動黨內第四號人物陳伯達也帶頭支持設立國家主席，這一提議立即遭到毛澤東的駁斥，毛的答覆是「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陳伯達在會議結束後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還興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被作為「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批判。
陳伯達的失勢其實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一個警告。林彪在九大後不斷提升的權威已經令毛澤東警覺，毛認為其有奪權的計劃，懷疑林彪要搞垮他。而在二中全會 上陳不合時宜地提出國家主席問題，對毛而言無疑更確信了他的懷疑（事後的情況顯示，其懷疑也許不無道理，但亦有這種可能：即如果毛不是因為他本人使林鞏固 地位的企圖受挫，而處處感到安全受到威脅，也許他不會做出後來那種危險性極大的行動），國家主席對毛澤東而言並無任何要害，只是使毛澤東重新領導政府，但 相反地對林彪則不同，林彪如果能夠擔任國家主席立即會成為國家無可爭辯的元首，使毛自己處於可以不受衝擊的保險地位上。
受到挫敗敗的林彪，雖然並沒有被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也已經意識到，其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秘密組織，並在林彪等人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彪的計劃是要利用空軍為主導武力奪權，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一舉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的政權。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形成割據局面。
不過林彪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根據香港《明報》幾星期後的報導，1971年9月8日至 10日之間，毛澤東曾在上海險些遭到一系列襲擊。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經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重大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的親信正在接受特殊軍事訓 練。而上海的襲擊陰謀則完全證實了該情報。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在往北京的火車上險些遭襲，甚至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 知，但是我們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後，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團中大部分成員在11日後也從未再公開露面，20多個高級軍官則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中國政治最高領導權歸屬不明，四人幫的行動慢慢與華國鋒作對。10月6日，華國鋒先發制人，在中共和軍隊元老葉劍英、毛澤東的侍衛長汪東興的支持下，策劃行動。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這次事件被稱之為「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有外國人士認為這是一次政變。
文革對中國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員、學者、運動員等都遭到了肉體和精神上的嚴重摧殘，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殺身亡的 （用當時的語言來說是「XXX自絕於人民」）。由於文革的打擊面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載文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下面只能列舉出其中的很小 一部分，多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
對教育的影響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 燒，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 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見上文）。
有些人認為當今中國人普遍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問題，以及道德淪喪問題，甚至腐敗成風問題都是文革時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賣，互相揭發，互相批鬥的 教育結果。因為不論是當時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還是被批鬥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這些經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繼承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 也就是說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一代甚至幾代人都在承受著文革的負面影響。
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跡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提出了「破四舊西藏當時被認為是集四舊之大成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而大昭寺被破壞的程度之嚴重一般人鮮少知道，據當時在現場參予砸大昭寺及那段時間被迫到那裏打雜的反動份子們描述，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
上山下鄉運 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 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裡。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時也部分的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齡 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
負面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 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 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 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凌駕于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的 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在大陸的教科書(上海教育出版社)稱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探索社會主義的失誤.是有領導人錯誤髮起被四人幫所利用,危害非常大.(對文化大革命完全否 定) 1.國民經濟損失巨大,高達3000億元以上 2.科技嚴重滯後,與世界髮達國傢相差巨大 3.歷史文物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教育程度落後,社會倫理道德失準
受此文件影響，多數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經濟文化停滯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這場不幸。由於文革是由毛澤東策劃、發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澤東應為這場災難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還有一些人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毛澤東等人依靠支持群眾奪回喪失的權力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正是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中堅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來源請求]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導後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台灣，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文革的評價一直非常負面。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