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

 在學校，金鵬是唯一在食堂連素菜都吃不起的學生，饅頭、速食麵渣和咸菜就是他的一日三餐。母親捎來的廢草稿紙用完了，他便到校內外撿那些一面沒印字的廢紙用；他進中學從沒用過一塊肥皂，洗衣服時便到食堂要點鹼面將就……然而這樣艱辛的學習生涯從沒有使安金鵬自卑過，因為每當苦難壓得他喘不過氣時，他便想起了母親。是母親給了他力量，給了他智慧，給了他生命的全部意義。而他也無愧於母親那大海般的慈愛，成為出類拔萃的學子。   
　　  安金鵬終於笑著走進了大學門。那是因為在他身後有母親那一片無比燦爛的陽光照耀著……    現下就讀中國農業大學的王文喜同學也有一個母親，但卻與安金鵬的命運幾乎相反。   
　　  1998年4月29日凌晨，不知為什麼我怎么也睡不著，其實到農大採訪是前兩天我就給自己安排好的，然而我卻一直被一種說不清的心境攪得睡不著，4點來鐘就再也無法入眠，後來就等著天亮“打的”到了地處北京西北郊的農大。在京的幾十所大學中，農大無疑是離京都城區最偏遠的院校之一。計程車司機在出圓明園西路後指著沿街兩邊的房子說，“過去在這兒呆的都是京城最窮的人家，現下在這兒呆的都是些窮單位。”我不知他的話對不對，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農業大學的學生則大多來自農村，來自邊遠地區的農村居多，故而這裡的班聯會比其他十幾萬京城大學驕子的家庭境況要困頓得多，他們的“大學夢”自然做得更苦、更酸澀……   
　　  王文喜同學就站在我的面前，文靜、內向，一副很虔誠的學子樣。他扯扯衣角，說一年前你看到我肯定不會認為我是個大學生。   
　　  “為什麼？”我問。   
　　  “窮唄。”   
　　  “窮？但窮並不能改變你實際的身分呀？”我有些不解。   
　　  “能的。”王文喜肯定道，“給你說吧，告別家鄉到了首都北京，向學校交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那麼一筆數目的錢後，我手裡幾乎空空如洗。開學第一個月每人交100元錢辦理一張飯卡後，我口袋裡只有69元，這是我的全部‘可動財產’。在北京一個月基本生活伙食費像我們學校也得200多元吧，可第一個月過後我那69元竟還留下好幾元。你說我吃什麼這么省？嘿，你能想得出來……其實你們北京人想都想不出來。2元錢過一天你說我咋個過法么﹗別提了。”王文喜往上一仰頭，把話停了下來。   
　　  我靜靜地等他擦了擦鼻子。他說︰“新生剛進校就是軍訓，那些日子裡我沒有一天不是咬著牙挺起來的。我自己都沒有想到一個從小吃盡苦的農村娃兒竟連軍訓這樣的事都挺不過來，我好自卑，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嘴巴。可我有什麼辦法？一天2元錢買飯買菜，大小伙子一個，又要那麼強的運動量，能不垮么？別的同學吃一頓花的錢我得用一天兩天。於是為了躲避難堪，每次吃飯時我總遠離同學，像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似的老躲著大家。一天又一天，這樣，漸漸我養成了一種習慣似的，什麼事、什麼場合都這樣，而且又從來不在別人面前提自己因為窮才這個樣，人家以為我這個人是不是有什麼毛病，而我自己又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始終擺脫不了窮的陰影。其實我想擺脫也是擺脫不了的，我就是沒錢么﹗但這還不是主要的，因為我內心還有一樁比口袋沒錢更重的負擔，那就是因為家裡沒錢而從小不讓我上學的母親。你不知道，在離開家鄉到首都北京上大學的那一瞬間，我就曾暗暗發願再不讓母親為我上學而愁花錢了。可我知道母親她還是那樣的擔憂我來北京後的日子怎么過。那些日子裡，我時常為這事在夢中哭醒。後來我給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上是這么說的︰”……媽媽，我深深地理解您的苦楚，兒現下每月幾百元的工資，一切都夠用了。如今您老身患重病，我將有計畫地節省一部分錢給你寄去看病和生活……‘“   
　　  “你上大學哪來什麼工資？”   
　　  王文喜同學苦笑道︰“我媽哪知道這個？都說上了大學就是進了天堂，當了聖人。”   
　　  “那你也不能用這樣的話對老人家說，你自己在學校本來就過的什麼日子么？”我搖搖頭，有些責怪道。   
　　  “這些我都知道，可你不知道我為了讀書、為了進這個大學門，我有多難﹗我媽有多苦﹗”王文喜說完這話，長久地沒跟我說一句話。   
　　  他再跟我說話時，早已淚洒滿面。後來他給我細說了一個出身在當代中國貧困農民家庭的大學生所走過的那漫長而淒愴的求學路──  1974年6月2日，我出生在祖輩居住的一個窯洞裡。我們那兒地裡不長啥莊稼，十年九旱。自我懂事就記得沒什麼吃的，媽為了  住我們姐妹兄弟5個的嘴，只好經常到地裡鏟野菜，她唯一的一條洋棉褲子補丁加補丁，不知穿了多少年。父親告訴我，說媽生下我的頭天就出門左邊一頭驢、右邊拉根繩地在田裡耕種起來。當媽的這個樣，似乎也就注定了我這當兒子的命運從小將與苦難相伴，同樣也注定了母親過度勞作而重病纏身的一輩子痛苦。七七年，外婆不知從哪兒弄來一些樹棒送給了她可憐的女兒。我父母就這樣湊合搭了兩間小屋，我們全家從此結束了住窯洞的日子。雖然窯洞不住了，可生活並沒有什麼改變。相反，父親在當年12月份因患胃癌無錢醫治而突然離我們而去。我和姐姐們趴在父親冰冷的身上哭啊哭，但父親再也不跟我們說話了。自然遭到打擊最大的還是我媽，因為她要獨自帶我們5個娃兒。我最小，當時才不足4周歲。沒有人能幫媽干地裡的重活，所以一到農忙時，我常見媽哭。咱家鄉缺水，辛辛苦苦種一年地，收不上來幾斤糧食。“種了一袋子，收了一抱子”，這句俗話正是我家鄉的真實寫照。可這種幾乎是幾千年不變的景況，苦了我可憐的媽，她憑全家唯有的一頭驢，在農地工作著貧瘠的田地，從年初干到年未，卻連我們幾個小孩的嘴都不飽。後來母親發現旱地裡能種土豆，於是就種了不少土豆。收了土豆後，她便用鍋煮熟晒干，再用袋子盛起來。等沒吃的時候就拿土豆片來喂我們，我們姐妹兄弟就是這么活下來和長大的。家鄉的窮苦人家都是用嫁女兒的聘禮給兒子娶媳婦，因此我媽也是每出嫁一個女兒，就用收得的聘禮再娶回一個兒媳。   
　　  生活在這種家境裡我怎么能上學呢？到9歲時我還沒進過學校門。後來村上辦了個學校，不要交學費，一學期只花兩塊錢買本子和鉛筆。村上的娃兒都上了學，我就跟著上，可媽她不同意，說我去上學後誰給她在耕地時“放樣”？誰幫她撿柴火？母親傷心地哭著，懂事的我明白後，就說我不去上學了。10歲時，村上又有人來勸導，出嫁的姐也做媽的工作，這次媽松口了。我終於第一次進了學校──古壩村國小。上了學，可我心裡仍惦記著幫媽做事，所以每天不等放學，我就拼命往家趕，放下書包背上竹簍子，一邊放羊，一邊沿路撿柴火。因此我一年級時，考試常常得零分。二年級時老師鼓勵我、幫我，於是我放學後雖然還放羊，但也帶上書本，我的成績因此也上去了。可家裡沒人識字，我成績好不好他們都不知啥意思。但要是等我把學習用的本子和鉛筆用完了向媽再要錢時，媽裝著就是聽不到。有一次我死纏著她要兩毛錢，因為我的本子早已經用完了。媽生氣了，說她能養活我們幾個娃兒都不容易了，你還要這要那？她操起門後的掃帚就打我。我當時哭得好傷心啊﹗這樣的事不是一回兩回，幾乎每次在我提出要買鉛筆、本子時，媽總是要打我一頓，打得我心驚肉跳。我疼得哭，媽就坐在一邊摸著我的小腦袋也哭……   
　　  到三年級時，對有些事我開始懂得了。因為家太窮，又沒爹，一些同學就罵我“開頭”、“窮死鬼”。我那時已13歲，大小也知道點面子。別人罵我、逼我，沒法，我就跟他們打架，可總被人家打得鼻青臉腫。回到家，媽從不讓我辯解，抄起家什就打我。我小小的心靈裡感到有吐不完的苦處，我哭，我疼，可我沒辦法向誰訴說，真有幾次想死了得了。但我知道死了就不能念書了，於是只好抹把淚，忍著。有一次我又與罵我的同學打架，人家的家長知道後堵在路上追著打我，打得我鼻口流血。母親一氣之下就再不讓我上學。我好懊悔，可知道自己在別人欺負我時吞不下氣、管不住手的毛病。從此我便跟著媽一道起早貧黑下地干活，農忙時倒不覺得啥，每天在地裡干累了回家往炕上一睡就天亮。可到了農閑，我心裡就難受極了，天天跟在毛驢後面，雙手扶著犁把，眼神卻一直往學校那個方向瞅……那時我覺得世上最福祉的事就是在學校上課，而且暗暗對自己說，如果有一天再讓我上學，別人再怎么罵我，再怎么打我，我也決不回嘴、回手，因為我只想上學讀書。後來村上搞“掃盲運動”，使我有幸第二次進了校門。我當時已14歲，在班上年歲最大，個最高。這回我學習特刻苦，成績也好，常受表揚。可就這么大年紀，我還成天穿著開襠褲，家裡窮得為我做不起一條褲子。這么大的人穿開襠褲，同學們自然會嘲笑我，連老師都另眼看我。有一次一個代課老師當眾嘲笑我，我頂了幾句，沒想被那老師打得站都站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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