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十公里

天還是黑黝黝的，幾陣風吹來，只聽得數隻烏鴉「啞啞」叫著，劃破了清晨應有的寧謐。睡眼惺忪，我魂魄未齊的，趕上了朋友的計程車，赴會每年一度的渣打馬拉松。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馬拉松，也是一場看似沒有終點的長途賽，然而有人告訴我那很快就會完了。

其實十公里並不遠，卻定是我人生中挺漫長的一場競賽。

距離開跑還有半小時，整個尖沙咀已擠滿了人，有身穿奇裝異服的，攜老扶幼的，蓄勢待發，好不熱鬧。起跑的門檻懸著了形形色色的氫氣球和旗幟，一切如趕上了奧運的開幕典禮。「砰」的一聲，隨著一陣熱烈的掌聲和歡呼，我跟大伙兒鬧烘烘地跨過了起跑的門檻。長跑的起段是最輕鬆的，也是最難控制的，跑急了便亂了節奏，得不償失。由於人數太多，賽道的起段擠得水洩不通，我跟著朋友們左穿右插，好不容易總算是跟上了。風打在身上，撲進鼻裡，正是二月的空氣。

二月的空氣是憋人的，是一陣陣不其然的暗湧，把人溺在海裡手腳亂舞。母親在去年十一月證實癌病復發，幾個月來病情反反覆覆，輾轉進出醫院。右腦的腫瘤壓著神經線，每下愈況，使她的左邊身體漸漸喪失了活動能力。我習慣了白天下課後到醫院去，去前總回到宿舍的床上躺上半晌，現在想來未免太奢侈了。晚上也是不安寧的，我總記得為手機充滿電，睡前也不敢關掉，深怕錯過了哪個噩耗。每次來到醫院，母親不是沉默寡言，就是痛得無理取鬧。我常帶著兩三本筆記，現在想來也未免有點造作。有次母親問我: 「一年要四萬學費嗎?」我答道:「是的。」她躊躇了一會，說:「嘩，三年得要十二萬了。十二萬就十二萬，你要轉系就轉吧。」我說:「我不轉系了，反正多讀一年就完成了學位，不用了。」當時我很討厭工程系，常跟家人說要轉到新聞系去。事實上，我在系內的成績並不出眾，現在想來，人變得現實了，新聞工作往往吃力不討好，父母總覺得這是注定要討飯吃的行業。然而，推卻了她欲給我最後的禮物，似乎教她失望了。

首三公里都在人群中穿梭，跑往西隧的途中，人流就較疏落了。西隧的一段路是最吃力的，幾千人跑進隧道裡，汗水和廢氣都被困住，互相交織，呼吸竟變得不這樣理所當然。起初跟我跑在一起的兩個同伴，跑得較快的一個已拋離了我們一大截，餘下我倆得並肩作戰。競賽是一項最公平不過的，跑得快是一種榮耀，跑得慢沒有人可憐，勝負的取決全在自己的心裡，半點不由別人。西隧途中，很多人都停了下來，我的氣急了，腿也開始痳了。我嘗試深深地抽一口氣，卻換來幾聲喘咳，氧氣竟變得如此矜貴。汗流在臉上，濺在身上，我的步伐也凝住了。

母親的步伐沒有凝住，卻是倒退了。有個醫師介紹母親到廣州求醫，那時她已不能走動，只好用輪椅載她去，途中須轉乘計程車、直通火車、救護車，比八千里路還要長。只要有一線的希望，她都不想放棄，認為人總不能就這樣呆著罷了。只記得當地的主診醫師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快回港吧。」雖然心中有數，還是強作鎮定地問:「那麼還有多久啊?」醫師說:「久則一個月，快則一天。」回到房中，母親還是如常般看電視。我跟她說醫師認為這裡的療程不合適，還是先回香港去。她只是支吾了幾句，一滴淚也沒有掉下來，要是這半點能遺傳給我就好了。那一夜，恍惚過了一萬年。後來癌細胞從肺部擴散至咽喉，她從此就沉默了。腦內的腫瘤矇了她的眼睛，嗎啡搗了她的思緒，就這樣整天躺在床上，眼光光的，平靜得如一個剛開了眼的嬰孩，窺見世界的奧秘。母親可沒有閒著，每分每秒都在拼搏，然而內心的煎熬，誰又能走進這霧霾裡呢? 我把凡士林塗在母親的手肘上，那雙曾抱著我的膀臂今如枯竭了的乾枝。我偷偷地拭去臉上的淚水，也許她根本就看不見。我握著她那因水腫而變得胖胖的熊掌，活動著她的胳膊，隱隱約約地感受到那地底深處傳來的絲絲悸動。

是母親的心跳鼓動了我的血脈。「快到西隧的出口了」，不知從哪裡來的聲音，提起腿一股勁兒跟同伴跑去。馬拉松的中段是最難捱的，跑了七公里後卻又變得容易。跑步是最簡單不過，目標明確，不用思緒，只管跑。風在動，人在動，彷彿整個世界跟你走往同一的方向。我不是獨個兒的。「會展就在前方啊」「加油啊」「尚餘一公里啊」儘管途人怎樣吶喊，只聽到自己的呼吸聲，一顆心「砰砰」跳動著，雙腿像機械般不斷跑。跑著跑著，彷彿看見母親已跑到最前方，旁人都在喝采。

一小時零五分，並不是一個跑得快的時間，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屬於我和母親的。我喜歡跑步後雙腿痠軟發痳的感覺，是那種徹底付出後的滿足感，是最具體的，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到自身的存在。其後我積極地參加了不同類型的馬拉松，我不要求自己跑得很快，因為跑得快的，跑得慢的，終點時總會遇上。然而途中不敢鬆懈，哪怕有人告訴我這很快就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