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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賓娜‧庫格勒，一個出生在尼泊爾的德國女孩，少年時代在蠻荒的西巴布亞成長，直到十七歲才返回文明的社會。叢林部落的生活，帶給她什麼樣的意義和影響呢？從她的生命見證，我們對所謂的部落文明還可以有什麼樣的想像？
對於像我們這樣在部落長大的原住民來說，莎賓娜刻骨銘心的部落記憶和她當前複雜精密的文明生活之間，所存在的種種難以跨越的矛盾、衝突，實在不是一件浪漫、虛擬的情境。從某種角度說，莎賓娜幸運多了，無論她如何深愛法虞部落，她仍然可以在文明社會裡找到自己的根，這個根從她出生那一天開始，藉由她的父母，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她的生命……
雖然莎賓娜對童年的回憶，花比較多的筆墨描寫熱帶雨林的狂風暴雨、寧靜的夜晚和族類繁多的昆蟲花鳥，也觸及到法虞人神祕、單純卻又粗暴的生活方式；但是我更注意到她整個童年始終有一個統一的價值線索，透過往來的飛機、短波電台、郵件和各類書籍，明確保持了這個家庭與歐洲文化教養之間的聯繫。尤其重要的是，莎賓娜的父母，顯然是深受基督教信仰和強烈人道主義精神召喚的行動家，他們的信念無疑會開啟莎賓娜人格世界中，另一個不受蠻荒邏輯所制約的價值源頭。
所以，我在莎賓娜這本充滿原始記憶的自傳裡，清晰地意識到這當中似乎存在著兩個不同經驗內涵，卻又同時渴望尋求統一的人性世界。在我看來，莎賓娜五歲起在法虞部落的孩提經驗，對她最大的意義可能就在於：它迫使莎賓娜很早也無可閃避地要去面對兩個世界的矛盾。她從尼泊爾、印尼到法虞，輾轉於不同的語言之中；後來在她父母的影響下，又亳不費力地進出於德語、英語的世界。她的成長經驗，正像她在法虞的家，坐落在各部落勢力交疊的三不管地帶，那是部落間殘酷復仇戰場的中立區。現實中，這樣的空間位置，保護了莎賓娜一家人的安全，使他們依然可以保有簡單的歐洲式生活。
據說這是法虞頭人包烏的明智決定。但是如果從一個更深的象徵層次來看，三不管的中立地帶，使莎賓娜一家人成為生活在「之間」的人，處在兩個或多元世界的邊界。這種生活雖不免有時要深陷被邊緣化或兩邊不討好的危險境地，但有時也能產生自由的心靈，敏銳地覺察出不同世界的限制與精采，更寛容、持平地理解人類文明與社會的複雜、艱難和希望。
只有離開歐洲，我們才能正確評價歐洲的文明；同樣，也只有離開部落，我們才能找到部落的美感或希望。法虞部落的族人，之所以生活在永無止息的復仇恐懼裡，並永遠受制於自然律的捆綁，就是因為他們不斷退隱到只剩下自己的單枯世界。在那樣的世界裡，我們是看不到自己的。莎賓娜提到他們初到法虞時，有一個小男孩，被他們所贈送的禮物——一面紅框的小鏡子嚇壞的情形。的確，只有面對他者，我們才能看到自己；也只有離開自己，才能認識別人。
我一開頭曾提到，相對於像我們這樣在部落長大的原住民而言，莎賓娜是幸運多了。她的生命從一開始就有兩個世界在支撐著，雖不一定完全相容，卻為她創造了一個辯證對話的空間。
至於我們和她那一群法虞族的童年玩伴呢？我們只有一個世界，我們每一次和另一個世界的相遇，都付出毀滅性的代價。法虞人遁逃到叢林深處，想來也有它悲壯的原因……莎賓娜到底想傳達什麼訊息？半個世紀來全球性的原住民運動只是人權發展的一個議題嗎？我們捍衛部落的終極目標又是什麼？
從莎賓娜回到歐洲後的適應與生活來看，與父母書信往來所傳遞或引發的叢林記憶，的確陪伴她渡過了種種難關，並維繫了她人格的基本統一。在文章最後的幾個段落裡，莎賓娜隱隱約約提到了法虞部落的變遷；也談到人應當警惕自己，如何在現代科技社會裡謹守簡單叢林生活法則。
或許法虞部落的經驗，不應當只從兩種文化、兩個世界來看，它其實是現代人深沉焦慮的反映：頭腦的發達如何安立我們和自然的關係？我們要如何重新理解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自然屬性？不過，這已經不是文化問題，而是一個無奈的哲學吶喊。
即使如此，我還是關心著法虞部落的未來，並對自己部落的何去何從，感到徬徨無助、猶豫難決……◇
文／孫大川﹙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