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哈洛夫獎致謝辭 /胡佳之妻：曾金燕

薩哈洛夫獎致謝辭 /曾金燕

尊敬的歐洲議會議員，各位關註和努力推進人權的朋友們，女士們，先生們：

     你們好！

     非常感謝歐洲議會把2008年的“薩哈洛夫思想自由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頒發給我的丈夫胡佳。由於目前胡佳仍然被關押在監獄，我們的通信受到審查，我們見面時隔著玻璃的通話也被監聽，胡佳和我沒有機會直接討論他獲獎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監獄訪問他時，我們分別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談論薩哈洛夫獎一事，否則隔著玻璃通過電話的交談會被立即切斷。

     不過，國保警察在我與胡佳見面前，把胡佳獲得薩哈洛夫獎一事告訴他，力圖說服他放棄薩哈洛夫獎，並為胡佳與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單獨見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勸服工作，此外還要求家屬發表公開信，承認胡佳是罪犯不配得獎。我分別從國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處了解到，胡佳得知他獲得2008年度的“薩哈洛夫思想自由獎”時，說了下列的話：“國保警察是不是給了你們很多的壓力？……我的人權工作做得還不夠多，也許他們（歐洲議會）考慮了我在環保領域和愛滋病領域的努力……這個獎項對中國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將來，會證明我是正確的……”他也在見面時隱晦地對我說：“相信我，（無論怎樣的重壓），我（的信念）都不會改變。”

      胡佳入獄將近一周年，我的護照被沒收不能參加歐洲議會此次頒獎典禮和20周年聚會，實在遺憾。替胡佳寫這份致謝辭，既讓我感到不幸，又讓我感到榮幸。中國如今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開放的時代，但是我們許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樣，依舊因為他們的思想和言論被打壓乃至囚禁監牢，這是我們當下的悲哀與痛苦。幸運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沒有忘記我們，我收到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成百上千的明信片、問候卡、電郵。歐洲議會也以把2008年度薩哈洛夫思想自由獎頒給胡佳的方式，表達了對中國人權的關註與支持，表達了對中國維權人士的努力和奮鬥的肯定。

      我認為，這個獎項是頒發給中國所有的維權者以及他們遭受磨難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環境多麽惡劣，在中國，始終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會正義。在漫長和艱難的維權道路上，這些維權者和他們的家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被壓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學或失業，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毆打、被構陷入獄、甚至被驅逐出境……他們當中，有記者、有作家、有律師、有自由職業者、有教師、有普通企業職工、有許許多多的農民和小商販。中國龐大的上訪者群體，便是一個典型的代表。為此，我遵從胡佳以前對我表述的意願，他曾經多次希望成立維權者家屬支持網絡，在目前無法做更多工作的情況下，我決定將胡佳的5萬歐元獎金捐出作為啟動資金，成立支持維權者家屬的基金會，致力於緩解維權者家屬們所承受的苦難。相互支持，共度難關。

      胡佳被判刑入獄時，曾經有媒體的朋友問我：胡佳究竟做了什麽，導致他被判刑入獄？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說他真的做了什麽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堅持說了真話。是的，中國有許多優秀的前輩，在環保、愛滋病、維權領域和六三六五傷殘者、難屬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勢群體受益。胡佳不是聖徒，他只是懷著一顆孩童般純真又關切的心，把他所見所聞如實地說出來，並且忘我地無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當愛滋病在中國還是一個禁忌話題的時候，當愛滋病疫情是 “國家機密”的時候，冒著被警察追捕的風險，他送寒衣到愛滋病農村地區，探望絕望中的病痛者，推動救助和治療工作。並對外界如實地說出愛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經歷的苦難，說出大量的農民因1980、1990年代賣血感染愛滋病的事實，說出當年公共衛生政策失誤的背景。隨著社會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對象的拓展，他接觸到更多的嚴酷現實，胡佳不能坐視社會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開呼籲，推動公眾關註。乃至2004年起，他越來越長時間地被綁架失蹤或軟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許就是及時地大聲地說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個真相。

                                                                                                       胡佳之妻：曾金燕

歐洲議會主席Hans Gert Pottering和薩哈羅夫遺孀Elena Bonner為胡佳頒獎。

歐洲議會向中國“致敬”——與會人士拿出海報“自由！中國！自由！”

胡佳妻子曾金燕因種種不可抗力，通過視頻做獲獎演講。

文字及照片轉載自：www.douba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