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凱旋 :記我的朋友黃琦

黃琦是我的朋友，在獄中，他是睡在我上鋪的兄弟，我們是患難之交。我們曾一起被關押在四川省第一監獄嚴管隊，我比黃琦早出來八個月，我2004年 10月24日刑滿出獄的，黃琦是2005年6月4日出獄的。我坐了13年零八個月的大牢，黃琦坐了5年大牢。四川省第一監獄座落在四川省南充市高平區，始建於1950年，是一座戒備森嚴直屬於四川省監獄管理局的重刑犯監獄，關押的是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重刑犯以及被四川省監獄管理局戴帽的危頑犯和政治犯。民運人士佘萬寶（判12年）胡明軍（判11年）王森（判10年）也被關押在這裡。王森和胡明軍原關押在四川省蓬安監獄，2002年底轉監來省一監的。胡明軍分到五監區，王森分到十監區（嚴管隊）。

我是通過王森介紹才認識黃琦的，由於王森現在還在省一監服刑而且身患重病，所以很多事我不便在這裡多說，以免給王森找招來不必要的麻煩。記得是 2003年的3月的一天，王森對我說，你幫我留意一下新犯隊，我有個朋友叫黃琦，關押在成都看守所，已經判了，可能很快要送到監獄新犯隊來，來了後替我關照一下。大概是5月份吧，黃琦果然被送來了，我也就照王森的囑咐找到新犯組長叫他特別關照黃琦。

2003年那個血色的黃昏，我和王森花光了我們2人一個月的“工資”共計14元人民幣在監獄“三分”食堂買了一份營養餐—一小盤水煮肉片，為剛下隊的黃琦接風。黃琦端著盤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哇，好久沒見這樣香的家常菜了。王森笑了，說那你就多吃點吧，眼見我們手裡端著的飯碗裡的飯已經見底了，可是那份肉片卻沒怎麼動。三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裡都有股說不出的滋味，還是黃琦打破了這十分尷尬的局面。那麼這樣吧：我們發揚民主，分而食之。說完即把那盤肉片分成三份{我偷偷看了一眼他那份最少}，不到2分鐘連湯帶水全進了我們的肚子。這是我第一次認識黃琦，剛剛見面就民主了一次。我問黃琦，你怎麼在看守所關了這麼久才判？罪名是什麼？他說：我無非是說了党媽媽身上已經潰爛，那上面有無數條蛆蟲正在吞食她的肌體，我有罪嗎？

我和王森.黃琦三個人中就我一個人是‘寬管級’，享受寬管待遇，他們兩人都是‘嚴管級’。所以理所應當的就分在了‘嚴管隊，我戴的是紅牌，他兩戴的是藍牌。因為他兩都是被四川省監獄管理局戴帽的“危頑犯”，因此我要比他們自由得多。黃琦是2000年6月4日被逮捕的判了5年，王森判了10年，王森是顛覆國家政權罪，黃琦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我在監獄的《育新學校》教書，教初中兩個班的代數，他倆在雜務組勞動。關於王森和胡明君的情況在這裡我不便多講，怕給他們帶來麻煩。因為他們現在還在監獄服刑。王森是四川達州市人，胡明軍是四川攀枝花市人。2002年大約10月間和胡明軍一塊從蓬安監獄轉監來的，還有一年多也該出獄了。

我2004年10.24刑滿釋放，黃琦2005年6.4也滿刑了。我們是患難兄弟。我和黃琦生活在同一個城市裡，一個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成都。他在南我在北，平時很少來往。我忙於生計疲於奔命，他搞他的網站。他的網站叫《64天網尋人事務所》，是1998年他和夫人曾麗變賣了他們全部的家產創立的。2000年6.4黃琦被捕判刑後由於資源枯竭而被迫關閉。

他2005年6.4出獄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復他的網站。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家裡除了有一台老式586電腦和一台賽揚二代電腦外幾乎沒有其他的設備。而他正是用這兩台老掉牙的電腦在2005年底成功的恢復了天網。我所能為他做的也僅僅是幫他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比如電腦維護等等。有時到他那裡去，看到他一整天都坐在電腦前，一天上機十五六個小時，除了上網其它一概不管，簡直就是一個工作狂。於是，我對人說：他是神仙，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我現在終於理解了當初王森叫他“鬥士”的含義了。他的確太好鬥了，難怪他的筆名就叫“難搏”。我知道他總有一天會出事的，按照他的話來說就是“不進監獄就入地獄”。因此， 時常為他提心吊膽的，可是沒想到事情來的這樣快.這樣突然。

我由於坐了十幾年的牢，見過成千上萬的犯人，黃琦是最特立獨行的一個。他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也不承認自己是罪犯，一有空就寫申訴材料。他的申訴材料和獄中感唔是我所見的最特別的文稿了。那些文稿都是他在揀來的香煙殼背面用蠅頭小子寫下的，有厚厚的幾大本。只可惜都被獄方搜走了。獄方對黃琦監管得越來越嚴，他的行動受到嚴格的限制。每走一步都要有一個監改員跟著，就是上廁所也不例外。根本不允許其他罪犯同他接觸，我和他的交往也變的越來越困難。

記得有一次我在垃圾場揀到一個被踩壞的爛收音機主機板，我偷偷修好裝進一個小香皂盒裡藏在水瓶底下帶回了監舍，把從收音機裡聽到的關於黃琦以及其他良心犯的消息寫在一個小紙條上，等第二天點名時偷偷遞給他們。那時聽到最多的就是杜導斌.劉迪為釋放黃琦的呼籲，也正是那時我在空中的電波里認識了黃琦的夫人曾麗。聽到了自由亞洲電臺、BBC、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德國之聲等海外媒體對她的採訪錄音報導。黃琦把那小紙條叫《獄中挺進報》這份“挺進報”給獄中的良心犯以極大的鼓舞。在那被禁錮的像鐵通一般的深牢大獄裡，能夠聽到西方民主國家的聲音使我們欣喜若狂。

2003年10月23日，由於黃琦拒絕認罪悔罪拒絕勞動改造，終於被監區關了禁閉，而且一關就是110天。在他被關禁閉3天后，歐盟秘書長和法國國家電視二台一行人來到監獄要求探視黃琦，但是被獄方拒絕了。那天監獄的氣氛非常的緊張，全監區的犯人都被趕到學校三樓不准下樓。我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大事，只看到獄部的警車頻繁的在監區的大門口來回的穿梭。直到晚上我才從收音機裡聽到有外賓造訪黃琦這則消息。

他又進去了，果然像他自己講的那樣進了看守所。所不同的是這次不是6.4而是6.10。這次除了他“自救”外神仙也救不了他。因為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一旦罪名成立肯定是要判刑的。

我不明白他是怎樣獲得的國家機密，又是誰給他提供的國家機密，一個小老百姓哪來的國家機密呀？祖國母親，你就是這樣對待一個深深愛著你的孩子？真的要以無須有的罪名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來給他定罪？你給他定的這個罪名能否經的起時間的檢驗？能否經得起憲法的檢驗？

黃琦其實挺可憐的。都40多歲了還一無所有，兒子都上高中了還由他快八旬的老母帶著，妻子曾麗迫于生計遠走他鄉替人打工。連他的住房都是租來的。他平時非常節儉，他身上穿的那條白色的休閒褲，已經穿了三年，不論春夏秋冬都穿在身上。就是這樣一個連家裡老人老婆孩子都不顧的人卻在5.12四川大地震中先後14次率天網義工到災區救災，冒著餘震的危險為災區的災民送去了一萬斤大米。

黃琦的確“好鬥”。他是和專制獨裁鬥，是和貪官污吏鬥，和那些地方黑社會惡勢力鬥。一個連自己的生活都一塌糊塗的人，卻為了別人的冤情奔走呼號。對一些訪民在天網的投訴始終保持和政府間的互動，以求得問題的合理解決。為此，有個別海外的網站和民運人士甚至說《天網》是政府擺設的花瓶。他笑了笑說： “假如有更多的精英人士能從高高的象牙塔里出來走向基層走向大眾，與無權無勢的弱者同行，那麼，我們民主化的進程就會大大的加快”。黃琦是一個做實事的人，是一個有膽有識有良知的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典範，是我們民族的脊樑。這個評價不是我給的而是老百姓給的，如果連黃琦這樣的人都要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抓去做牢，那麼我們這個社會還有沒有公平和正義？

2009年8月5日，黃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在四川成都武侯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辯護人是北京的著名律師莫少平和丁錫奎。黃琦的父親，身患晚期肺癌的78歲的黃榮貴老人和黃琦的75歲的老母蒲文清，以及黃琦的妻子曾麗，兒子黃明宣從四川內江趕到成都。黃榮貴老人自覺將不久于人世，想在彌留之際最後見兒子一面，但是這個要求卻被法院無情的拒絕了。

9月5日黃琦的父親含恨離開了人世。我和黃琦的朋友們一道替正在獄中受到迫害的黃琦盡孝。老人家：我們都是你的兒女，我們替黃琦為你老人家送終。老爺子，你放心地去吧。黃琦兄弟，你是我們的驕傲！你的媽媽就是我的媽媽，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兄弟，我替你給老人家磕頭了……

從2000年6.4黃琦第一次《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被判5年，到2008年6.10他第二次《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入獄其間不過只有3年另6 天。黃琦到底做了什麼，當局要如此的恨他？黃琦不過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只不過做了一個普通中國人應該做的事。胡適先生曾在《人權論集》的序言中講過一段話：“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盡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是盡我們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當年聞一多先生曾經因李公朴先生被暗殺如此斥責對國民黨：“你們這些搞一黨專政的傢伙都不會有好下場的！”“他犯了什麼罪，竟遭到如此的手段？！他只不過是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他所寫的所說的，恰恰是一個沒有丟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今天我要把聞一多先生的話送給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在做的，已經比當年的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

曼德拉入獄27年，換來了黑人解放、種族和解、民主自由的新南非；聖雄甘地18次入獄，17次絕食，換來了印度的獨立、民主、自由；哈威爾和民主人士宣導《七七憲章》，入獄四年半，換來了捷克人民的民主與解放。聖雄甘地說：“監獄是監禁盜賊的，對我來說監獄是聖堂。”為了中華民族的民主與自由，入獄又怕什麼？中華民族也在呼喚著自己的聖雄！我相信總有一天，民主憲政的旗幟會在中國大陸的上空飄揚，那些迫害黃琦的人終將被送上正義的法庭，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莫之許  德賽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