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 - 翻譯的（不）可能性 ( 轉載 )

      翻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明末傳教士來華，開始把西方天文、地理、自然科學知識引介到中國，又把中國典籍翻譯到西方去。 到了晚清，大量西方哲學、文學作品被翻譯成中文。 根據陳平原的統計，從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一期間，共有六百一十五部外國作品的中文譯本面世。 這些翻譯直接地影響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要研究中國現代性，翻譯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環。

      若要對這個晚清以來極為重要的文化現象有更深刻理解，我們必須擺脫把翻譯視為 「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 的想法。 這種對於翻譯的刻板想像，只會使我們與許多重要的文化現象失諸交臂。 事實上，自七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作為一門嚴肅學科，已逐漸從原著和譯作語言的比較，推及至關心翻譯活動中包含的文化政治問題。 正如王德威指出，晚清翻譯活動所帶來的，不僅僅是西方著作的中譯，它更將西方的敘述模式、文體特質、感情語境和意識形態的概念，同步 「移植」 到中國來。

      在中國的近代語境中，翻譯除了是文學事業，更是政治和歷史的行動。面對 「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 ，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 《天演論》，引入了 「物競天摘，適者生存」 的社會進化論。 這本譯作在近代中國形成了一個認識論的轉換，開啟了五四以 「現代」 取代 「傳統」、以 「新」 打倒 「舊」 的激烈反傳統話語，徹底影響了整個世紀中國人對歷史和世界的理解。 「翻譯救國」，成為了許多清末民初的文人，甚至當代知識份子自覺的文化使命。

翻譯與改編

      晚清文人對翻譯的理解，與現在可謂大相逕庭。 正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當時的翻譯一般採用意譯，但卻常常不忠於原著，譯者基於各種考慮，將原著進行節譯、撮譯，甚至把原著刪改和重寫，轉變文字風格，以求更切合中國 「口味」 和 「國情」。 例如，林紓在翻譯 《巴黎茶花女遺事》 和 《迦茵小傳》 時，就刪去了不少有違中國傳統禮教的情節； 包天笑不但把 《愛的教育》 （中譯作 《馨兒就學記》 ）的內容大幅刪減，甚至把書中的外國名字、習俗、起居都一律中國化。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 「翻譯」 其實與 「改編」 相差無幾。 若以 「信、達、雅」 作為衡量譯作優劣的標準，晚清的翻譯在 「信」 一項上得分實在偏低。

      然而，弔詭的是，這些失真的譯作，並沒有因此而受到讀者的離棄。 事實上，林紓以桐城古文翻譯的西方小說，在當時極受歡迎而且評價極高。錢鍾書感到，林紓的補充和潤飾，使狄更斯作品的中譯本顯得 「語言更具體，情景更活潑，整個描述筆酣墨飽」。 在晚清的特定語境中，譯作似乎曾經在某程度上得到短暫的解放：它擁有了自己獨立的生命和藝術性，甚至超越原作水平的機會。

不透明的翻譯

      事實上，建立一種完全忠於原著的譯本，很可能不過是緣木求魚。 翻譯的基本假設是，兩套語言是可以互譯的（甲語言的某詞相等於乙語言的某詞）。 然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語言之間雖有互相重疊的地方，但並不完全一致。 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中提出，語言和語言之間的互譯性是建構起來的。 觀念和理論的旅行，很多時候都依靠翻譯，而語言本身帶著很多文化因素，因此她認為，翻譯並不是透明的，我們需要在實際歷史語境中，考察各種新詞語和新概念在進入另一種語言時，如何獲得合法性，以及如何在地域性環境中得到（再）創造。

      面對大量新詞語、新觀念湧入，晚清民初的翻譯家在漢語裡找不到相應的詞語，唯有自鑄新詞，在古代漢語尋找靈感，又或借鑑日語譯法。因此，英語的 「individualism」 和漢語的 「個人主義」 之間，並無本質上的必然關係，它們的所謂「對應」關係不過是歷史實踐的結果。 個人主義觀念引介所牽涉的，除了是翻譯的問題，更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現代性，以及各種歷史運動緊扣在一起。 故此，翻譯已經遠不是一個 「忠實」、「原教旨式」 的問題，而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有關 「詮譯」 和 「再生產」 的問題。

不可能的翻譯

      當西方作品被譯介到中國的同時，中文著作亦進入了西方的視野。 中國詩，尤其是傳統舊詩的翻譯，常常被認為難以譯得形神俱似。 不同的譯者對於押韻、對仗、用字、意境有不同的偏重，各有不同的譯法。 龐德的唐詩翻譯使人印象深刻，並對英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由於犧牲了語法，造成不少西方讀者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同樣道理，《尤利西斯》  雖然已經有兩個中譯本，但我們讀來仍會因語言轉換所造成的流失而感到遺憾。 那麼，世上是否真的存在著不可能的翻譯？

      班雅明在此提供了一種特別的看法。 他認為，可以傳世之巨著往往對後世有一種神秘的呼喚，以致它必須被翻譯。 翻譯把原作帶入歷史領域，並使之得到死後生命 （nachleben / after life）。 原作每次在新的語境被重譯，當中被掩蓋的元素就會被重新突顯出來。 換句話說，翻譯是揭示原作 「真理」 的過程，而這種過程，正正是原作獲得死後生命的契機。 因此，班雅明認為，一本真正的巨著，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被翻譯，因為每次翻譯都將揭示出某段真理的碎片。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中國詩和 《尤利西斯》 就需要被不斷地翻譯，以暲顯作品中無窮無盡的真理。

（本文另一版本見2005年3月18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