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雜誌)《Laughing Gor之変節》未曾效忠，談何變節？

        常有江湖傳聞，說邵氏自從以「大都會」公司名義出品電影之後的停產期間，仍不斷與坊間不同的導演洽談合作，只是每一次都胎死腹中。其實自從近年「嘉禾」這個寶號售予內地的「橙天」之後，我們對香港電影失去本土舊式制度的支持而汗顏過，可是到無線高調宣佈開拍「Laughing 哥」電影版及李力持導演的新版[七十二家房客]﹙新版名為[七十二家租客]﹚，我卻又只能慨嘆香港人對於「創作」的要求從來都像「發情處女」- 「又姣又怕痛」，作甚麼大動作無非都是有些「所謂的」民意參考，從沒有破舊立新的銳氣，「Laughing 哥」本來只是在電視劇《學警狙擊》裡的配角，並非無線一心要造就的一位，網上大眾全力追捧無非是因為他有著電視劇久遺了的亦正亦邪的悲劇英雄形象，就像多年前《狂潮》裡的邵華山或《上海灘》裡的許文強，甚至《變色龍》裡的賀升或《大時代》裡的丁蟹，在我們越來越因充滿道德監察而講求乾淨健康的電視領域裡，實在是買少見少，其陰錯陽差得到觀眾的追捧，自然成為了從來都在創作上「被動」至「迂腐」程度的電視台建制所樂於利用的，可是到了電影世界，「Laughing 哥」的臥底形象卻又像是老生常談，尤其是邱禮濤本來已經拍攝過不叫座、卻在評論界及影迷界裡叫好的「次經典」警匪片[黑白道]，[Laughing Gor之変節]就更令人懷疑會不會是一部「再斬四兩」之作。

        果然，[Laughing Gor之変節]猶如[黑白道]的變奏曲，不單敘事上的主角們的往事閃回插敘手法雷同，連片末以石峽尾邨作場景都如出一轍，曾志偉的黑幫老大角色在鋪滿飯菜的長桌上吃著飯來跟手下議事，卻又是毫不避嫌地取自[無間道]，而愛說笑卻有著一副熱心腸的座頭，也不難令人想起[黑白道]裡同樣由吳鎮宇飾演的「大佬Dark」，不過今次座頭這個角色是更輕佻更肆無忌憚。唯謝天華演繹的「Laughing 哥」，有著總結近十多年臥底電影裡臥底身份的意味：一方面是黑道方面派往警方的臥底，卻又陰錯陽差地被派回黑幫當警方的臥底，兩面不是人的雙重身份，所以他會被一哥﹙黃秋生飾﹚問到一個有趣的問題：「你害怕自己的身份會黃﹙被揭發﹚嗎？」Laughing反問一哥所指的是古惑仔還是警察的身份？身份危機的極致，就是你開始對自己任何一個有可能的身份都既懷疑又不安，這個處境就非常「香港人」：當英籍港人(古惑仔)的時候被教育成急功近利，炒樓炒股賺快錢(像黑道世界的風險之財)，瀟瀟灑灑(像港人留戀港英年代西式精英形象)，害怕回歸祖國(警隊)之後要被嚴管，卻又因為身份名正言順而像找到最後的歸宿(像不像「國民教育」對港人的洗禮？)。

    如果從這個方向閱讀，元彪飾演的高級警司冼Sir最後對臥底Laughing所說的話，就更堪玩味：「你可以選擇穿上制服堂堂正正當警察，或者繼續混入黑幫當臥底。」若套入香港人的處境，就像是說：你只能選擇當一個內外一致的愛國國人，或者是仍然很洋化的「港式」中國人。Laughing的回答是：「為什麼我只有A餐和B餐選？」而換來冼Sir的回應：「這是我們的一廂情願，這個A餐和B餐只是我們的建議。」作為香港人，我們會怎樣代入？這令我想起[黑社會以和為貴]裡騎虎難下的Jimmy仔(古天樂飾)，他不過是一心想發財，利字當頭，可是要發財，就要承擔「委任人」的「身份」，不能獨善其身，這種講求「融和」的精神是很大部份殖民地年代素來以模糊的身份隨波逐流之香港人所難以適應的。然而臥底也好，香港人也好，「效忠」的條件限制是「形勢比人強」，已習慣遊走於「雙重效忠」的人，「變節」的意義便變得虛無縹緲。

       對香港人來說，分成三個層次的問題可以這樣問：一，A餐和B餐有什麼分別？二，A餐和B餐以外還有什麼選擇？三，A餐和B餐是怎樣形成的？延伸出來的問題是﹕在「身份」未定的前題下，這三個問題對選擇者有著什麼意義？

        如果用[叛諜追擊] (The Bourne Identity)裡的失憶特工Jason Bourne作對比，Laughing的身分危機就像是一種虛無意識狀態的困惑，起碼Jason Bourne尋找的自我身分是有一著未知但落實的本位，然而[Laughing Gor之変節]裡的Laughing卻是終日不知自身本位為何- Laughing本身是一位便利店店員，他第一天跟從黃秋生飾演的一哥，是因為一哥把正在行劫便利店的小賊趕走，幸免於行劫的Laughing竟然刻下就在不知一哥是何許人的情況下，盲目地說﹕「我想跟你」於是竟然真的拋下他原本負責看守的便利店，跟著一哥走出大街，由便利店店員搖身一變成為「古惑仔」，他是貪慕威風？仰慕一哥的威武？還是有什麼闖江湖的野心？電影完全省略，Laughing的第一次變身就像是一次偶然的機偶，也可說是本能使然，Laughing加入「黑社會」純然成為一次「被行使」的動作。諷刺的是，到了他被警隊裡的冼Sir挑選了成為警察臥底之時，他完全是在被動狀態的，劇情沒有交代他的反應- 是心甘情願？還是不情不願？剪接上的蒙太奇馬上把他帶到一哥身邊，由一哥嘲笑他不單是「二五仔」(群體的出賣者)，更是「十四哥」(二加五再加二加五等於十四)作為Laughing陷入複雜處境的結論，因為劇情發展下來，我們發現其實無論Laughing效忠誰，也沒有關係，他會在警隊有任何行動之前向一哥通風報信，但是他也會在執行一些對警察同僚不利的行動時故意放軟手腳，這顯得Laughing並沒有落實的效忠對像，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基於責任、自保或良心使然。

       到一哥懷疑Laughing有時會故意向警隊發放真實消息以保障著他的臥底身分時，Laughing便終於因為身分的矛盾而惹上殺身之禍，身分的模糊便由利轉為弊，到他要確認自己最後身分之時，就是一哥向他和他的愛人動了殺機，他的警察身分才又被他與一哥的敵對關係明朗化而正式確立，過程充滿遊戲感，但又如流水行雲般不著痕跡。我大膽推敲Laughing對香港人的意義就是其無常的「被塑造性」，遇上不同環境身分就會變質，這種性質並非代表「沒有性質」，反而像黑格爾所指「本體論」，說的是只有當純粹自我的這種本質「必須也成為實存的一部分，成為一個對象，把它自己與這種內在性對立起來、外化出來、回返存在時，符號秩序、詞語的世界、邏各斯才會出現。這是作為命名權力的語言……通過名字，作為個別實體的對象從我這裡脫穎而出。」(“Jenaer Realphilosophie”黑格爾)，這種人把自已唯物化的自我定位方式，竟然可以完整無缺地解釋「臥底」之所以能夠代表港人，是因為港人內心存在著索性把尋找自己身份、把自己定性過程即席化為結果的渴望，徹底退入自我，把邏各斯與外在環境劃分開來，令自我對應外界的反應界定為身分的特質，而不是將反應後的變化視為差異。

         雖然我不認為邱禮濤的作者哲思微細至此，但從[黑白道]發展到[Laughing Gor之変節]，我們竟又可以毫不牽強地往這個方向閱讀﹕[黑白道]裡一個小孩問當臥底的主角張家輝「我長大了要做警察好不好？」，令張不懂回答，到[Laughing Gor之変節]裡謝天華在逃亡期間擊暈了一個軍裝警察，搶了他的制服並穿起來，街上的小孩竟諷刺地向他敬禮，一呼一應，都讓邱禮濤借著臥底告訴我們有時人的身份的「被認受性」，比其「實在性」來得更加折衷而又絕對。

  翁子光

影評人、全天候影迷，剛完成第一部電影作品[明媚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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