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三條人命換不了半點反省？

三條人命換不了半點反省？

《明報》投稿　2009年5月13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死因庭研訊，勾起了港人一段記憶──2007年10月一個夜深，三聲巨響劃破天水圍的長空，一名罹患重症精神病的新移民母親狠下殺手，將自己兩個孩子從高處擲下，然後跳樓身亡，遺下患癌的丈夫。為期數天的死因研訊終於落幕，傳媒有如連續劇的追訪，除了換來公眾對該名母親異常行徑的竊竊私語，可能就只有裁判官有等於無的裁決──母親死於自殺，小姊弟死於他殺。

然而，當死因研訊塵埃落定，市民的記億再次消退，社會最終得到的會是什麼？死因庭既要找出事主死因，更應指出制度的缺失，因為死因庭經過細心研判提出的建議，肯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這次裁判官雖無明確指出責任誰屬，也無就制度提出改善建議，研訊過程卻釐清了慘案的來龍去脈，讓我們看見專業和制度的缺口。在慘案中，最突出的問題莫過於醫院讓精神病母親麥福娣出院的決定。麥婦原是青山醫院病友，自2005起已經常長期住院。直至2007年7月，其個案由一名資深精神科醫生，轉至另一名資歷甚短的年青醫生手上。該名主診醫生接觸麥婦只有三星期，即批准她外出「度假」，其後更讓她正式出院。姑勿論判斷是否正確，但事後檢討，總應看看如此重要的判斷，機制能否平衡各方面的考慮，以減少失誤機會。

院方鑒於麥婦病情嚴重，個案早交跨專業會議跟進。在6月的會議上，社工、心理學家和職業治療師等一致認為麥婦高危，當時個案仍未由該主診醫生接手。可惜當麥婦提出出院申請，跨專業會議卻無發揮效用，一直跟進的醫務社工，甚至未獲通知這個安排。出院的決定，明顯只建基於主診醫生的判斷，其督導醫生甚至未被徵詢有關讓麥婦出院的意見。死因庭裁判官直言，在判斷麥婦是否適合回家度假的過程中，各專業人員的角色微乎其微；精神科醫生以外的其他專業意見，未有發揮任何制衡作用。

雖然青山醫院否認基於病床壓力，才為更多病友安排社區復康治療，然該院近年大規模削減病床，卻是不爭事實。目前該院病床已由1,900張，縮減至1,200張。從麥婦的案例可見，即使病友病情嚴重，似乎也可輕易出院。

大量病友重投社區，離院機制卻未有做好。病友離院後，社區支援是否足夠？病友一旦病情或家庭環境突變，誰來監察？若真的需要再次入院，專業人員是否具有這種權力？例如麥婦一直未獲院方安排社康護士跟進治療，而醫務社工多次嘗試安排家訪被拒，束手無策，反映病人重返社區後迴避治療，院方只能處於被動。

麥婦出院前，丈夫已證實患癌，需住院治療。任何家庭面對成員入院治癌，都會承受巨大壓力，何況是這個家庭？過去麥婦回家度假，已曾數度試圖自殺及殺死孩子，幸被丈夫及時制止。院方既知悉麥婦丈夫患癌入院，亦曾評估麥婦每遇壓力便容易病發。如今丈夫入院，麥婦獨自面對壓力而無任何支援，豈不是個計時炸彈？為何目前制度容許這種情況發生？

病友住院時，其社會需要會交由醫務社工照顧。由於現時精神科醫務社工的個案數目平均已達90，他們一般只能處理替病人申請經濟或實物援助的工作。病人一旦離院，個案便會結束。至於病友在社區上的支援，則是割裂進行，一個高危家庭雖能接受幾方面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員照顧，卻沒有一方具統籌及整體照顧的能力。

海外社會服務個案管理制度已經沿用多年，由個案經理綜觀該家庭的總體需要，釐清各部門責任，協調一切決定落實，個案經理甚至具購買服務的權力，讓個案得到充份支援，並成為有效溝通橋樑。在香港，這依然是個遙遠理想。

這次慘案再次提醒我們，制度的紕漏依然是問題根源。死因庭未能提出任何建議，代表醫管局的大律師則只懂把責任推向別人，結案陳詞時卻向法官表達對家屬「深切」慰問，毫無誠意。難道三條人命，也換不到半點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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