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誰來薪傳?

五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刊登一篇題為 “Tiananmen Now Seems Distant to China’s Students”的北大師生訪問。文中提及自六四以後，中共不敢對新生代有所鬆懈，大力提供各類職業培訓，鼓勵畢業生往內陸工作，同時著力推廣政治教育，嚴厲控制校園內外的言論。其中一位受訪者，北大教授夏業良說道：“現在的大學生，原則上支持民主，但不犠牲個人前途。若然民主運動有日成氣，他們倒不介意中途參與。他們大都無心政治，即使深知民主是好東西，卻認為事不關己。他們考慮的，只有找工作和出國。” 部份大學生為方便找尋工作，紛紛加入共產黨行列，人數由八九年的百分之一，增至二零零七年的百分之一。

自改革開放以來，內地貧富懸殊持續嚴重。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均離不開資源和財富的不均。鄧小平畢生致力為國民創造財富，卻無心改革政制及法治，結果令財富不能合法、合理地分配及保有，造就貪官擅權斂財、侵吞私產﹔對百姓剝削屢屢，保障欠奉。改革開放以前，官窮民窮，發展困乏，幹部頂多操控人事物資，乏財可斂﹔國家開放，市場經濟快馬奔騰，各類民生調度及地區發展權操幹部，斂財機會舖天蓋地。高幹間千絲萬縷的人事脈略，利益層層互通，更使貪污無遠弗屆，要依靠無止境的蠶食去維繫、壯大。法制蕩然不彰政體封閉營私，唯獨財可通神。有權有財的幹部，自然更有恃無恐，對百姓宰割益烈，兼併、索款、包庇無日無之。一九八九年，適值價格改革失效，通脹急飊達百分之廿八，人力市場逐步萎縮，改革進入樽頸。種種政經民生襲然而來，令大學生頓覺前路茫茫，漸漸質疑改革開放的光環。絕望與怨憤的迸發，推動學生另求民主、自由和法治，撥亂反正。

廿年過去。時至今日，中國成功突破樽頸，造就繁榮經濟，為新生代帶來無數發展契機，沿海城市及工商重鎮尤其受惠。大學生出國的條件亦遠比八九年寬鬆，發展空間更高更廣。今日大學生，深信前途無限，配得更多，各自籌劃未來，追求品味生活。個人追求及獨立自主，令新生代對群眾運動熱衷不再。

沿海城市的居民，收入豐厚，財政獨立，日常生活毋用假手政府，跟幹部過從不密。看在發展勢頭的份上，只要無損個人，大都願意莫視體制之腐敗不公﹔反之，內陸鄉鎮的百姓受惠微薄，窮困如舊，日常之生計作息仍然不離幹部的決策調度，避不過貪污欺壓的切膚之痛。再者，山高皇帝遠，黨大過法，百姓申辯無從，呼救無援，唯有訴諸激烈抗爭，脅迫幹部。John Delury日前在論壇所言，中國的群眾運動/抗爭已由沿海城市轉而至內陸鄉鎮﹔運動源頭，亦不再集中在國立大學，不無道理。

憑著恩威並施，中共廿年來一面以經濟收買 “先富起來”的一群，以個人追求取替集體自由﹔一面又以高壓震懾、操控未富的一群，五個蓋蓋十個煲，壓下內陸的民亂。當日是階級的敵人，今日是祖國的明燈。未富的人民，對民主理解貧乏，組織鬆散，抗爭目標僅限索償、保護私產或爭取一時之公道，無意、無力、無從攻擊全盤體制，基層運動(Grassroots Movement)完全不成氣候﹔城市先富的精英，又甘心獨善其身，甘為發展俯首稱臣，以不聞不問換取聲色犬馬，安於現狀，風花雪月。廿年民主路不但了無寸進，甚至無以為繼，前景堪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