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老」VS「第四代沈旭輝」

看沈旭輝的文章，總有很多pair的VS，令我今次也「情不自禁」的用VS為題。這麼多的VS，他說是用來反建構主義。但近期的我，有喜歡用「逆轉思維」(香港漫畫《王風雷傳》系列術語)，將事物「反上反上反上反上……」的癖好。我會懷疑，弄那一對對VS去反建構的同時，本身也是否進行著一種建構(當然也包括我這篇文章在內)。

回到正題：因為坊間議論紛紛，好奇心驅使下找回兩人分別撰寫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而這篇blog文，也只打算把這兩篇文章轉載，讓大家對照閱讀而已。雖則我看畢兩文後想到了好些點子，但作為呂大樂的徒弟，思前想後身份也是尷尬，暫時還是「淆底」的怕被標籤兼抽水，又未到被人迫至忍無可忍發火出手的地步。如果要講的話，不如隨意講幾個旁支：

1. 如果要「敬老」的話，從前呂大樂在中大社會系有個暱稱叫「呂公」。「呂老」在廣東話來說實在很不順口。

2. 從多年與號稱「冷面笑匠」的呂大樂相處的經驗中知道，他有很多東西不會畫公仔畫出腸，例如講笑話的笑位。而看現時針對此文的好些評論，好些人就像嘗試以看詹瑞文扮０靚模的方法去解讀呂的笑話那樣去作評。他們尚未掌握很多他真正想表方達的含意。換言之，問題先不在於呂的論點是對是錯，反而是香港人太習慣只看表面便當理解全部──只看標題、只「立」幾個字眼、只要最新最潮、只求最「雷」最「爆」──原來不獨是問題學生的毛病。

3. 延續第二點，舉個例，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及其提出的論據應是互為表裡，但分析者又需要將兩者分開來評價。有時，立場與論據可能同時在表達兩種不同的意思。矛盾？人一向都是多面及自相矛盾的。

4. 從一個自私又不負責任的角度去想，我會期待他們筆戰。以我所知，上一次呂大樂參與的筆戰，已是八十年代與張炳良爭論階級問題的時候。

呂大樂：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信報，2010-01-19

我會承認自己思想保守。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讀者可以批評我這一類人對議會政治抱着一份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在批評者眼中的愚忠，我視之為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以真民主之名，來衝擊被視為不代表民意的立法議會，他朝到另一種主張的群眾舞動他們的政治旗幟，來圍堵一個由民主派（或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取得多數的議會時，我們便無話可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

我當然明白，對很多人來說，在短期之內，根本不會出現民主派執政而受它的反對者所衝擊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難以產生這樣的議席分配），所以，也就沒有需要諸多顧忌。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就算特區政府如何令人討厭，我們也不可以因此放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我也聽到一種意見，表示圍堵立法會的行動，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快樂及和平的抗爭，只有少部分人會較為衝動，嘗試一些較多衝撞的動作。而電子新聞所看見的鏡頭，是傳媒的誇大與扭曲，並不反映整個行動的全貌。持這種看法的參與者視整個過程只是個人表達情緒與意見的過程，因此也不怎在意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回應。但現實是，社會大眾不會區分那百分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算整個行動自稱不以嚴謹組織為特色，大眾也不會因此而覺得那百分之二的額外動作或部分人士一時衝動的舉動，與大會無關。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鼓掌沒有成本

參與者會問：既然如此，那為什麼社會輿論（有明顯政治立場的除外）並沒有紛紛出言譴責？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輿論真空期」，不是因為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圍堵立法會的行動，而是特區政府民望低落，暫時沒有社會力量會願意站在它的一方。特區政府的政治孤立狀態，令輿論未有必要表態。但這並不等於它們對行動沒有看法。它們知道特區政府持續弱勢，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只要爆發暴力衝突，便可改變輿論的導向，界定行動為非理性的反社會破壞行為。

或者參與者會追問：那為什麼社會輿論都讚美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呢？我想那恐怕只反映出近年香港人都變得偽善了。很多對年輕參與者的讚賞的背後，其實都留有一手，並沒有完全肯定行動的形式。我當然不會排除很多讚賞出於一種欣賞，但更多恐怕是借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去批評特區政府。而這些鼓掌的聲音其實沒有成本，當行動過了火位的時候，他們毋須承擔後果，反而事後可以參與指摘，怪責參與者不知分寸。有時候，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組織者須交代行動

最後，問題是：不再採取和平行動又如何？作為一種選擇，這當然只有參與者才能決定。只要說得清清楚楚，讓所有參與者都知道其中意義，並且願意?擔後果，旁人沒有必要干預。事實上，在未來的行動中，參與者的成本或風險是會增加的。經過圍堵立法會之後，特區政府及警方均很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

他們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持另一種意見的市民會認為市中心秩序失控而警員未能有效執法，需要交代；二是警隊內部也必然有意見認為長期如此下去，前線警員將難以判斷如何執法。兩種壓力均會促使有關當局要向參與行動的群眾發出信息（例如事後發出告票），使他們知道日後若然公然移動鐵碼、衝擊現場都不可能是全無風險的行動。可以想像，在「輿論真空期」過去之後，行動的風險將會是另一種狀況。關於這一點，組織者一定早就心中有數，亦早有準備。

筆者指出存在風險這一點，並非想打擊行動，而是所有行動組織者都有責任向參與者交代清楚。最終是否行動，如何行動，組織者與參與者自有他們的想法，一力承擔。作為結語，只想一再強調，衝擊立法會含意深遠，不是隨便一句說只是要求官員出來對話，便可自圓其說。

呂大樂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四代香港人》一書作者

信報，2010-01-19

周日話題﹕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

 (明報)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

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

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

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    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    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    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

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

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1．建構主義﹕

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

呂老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著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

不存在「議會民主Vs直接民主」

呂老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Richard Gunther、José Ramón Montero和Hans-Jü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

不存在「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

呂老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

不存在「激進Vs保守」

呂老說，「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    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    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

不存在「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    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    的選舉工程。Facebook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    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和中聯辦    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    中央政策組    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作者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客席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訪問學人）

文 沈旭暉

編輯 梁詠璋